中国的国旗也在南极上空高高飘扬（仝开建）

极地事业蓬勃开展

旧中国频遭战乱，根本无力涉足南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西方各国热火朝天地开展南极探险、讨论南极条约时，新中国却未能参加到南极事务中，南极大陆上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恶劣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新中国既无精力也无财力从事南极考察。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领导人也逐步认识到南极的战略意义，195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曾提出，中国人应该去南极，研究南极。1964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的六项任务中，指定的第三项任务是“将来进行南极、北极海洋考察工作”。但不久文革发生，南极事业也因此被搁置。六七十年代，当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国旗在南极洲升起，越来越多的科学考察站的名字逐渐填入南极洲地图时，中国仍是一片空白。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25日，在贯彻全国第二次“学大庆”精神工作会议上，国家海洋局党委提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到本世纪末在海洋调查科技上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南极考察工作被提上了日程。6月29日，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船筹建工作组草拟了“关于南极考察船技术任务书的初步设想”。

竺可桢 年轻时的竺可桢

1978年8月21日，国家海洋局向国家科委提交了《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建议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商定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方案、研究中国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等事宜。10月10日，国家海洋局就“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事务”向国务院进一步请示，陈述了南极考察的意义、南极考察的主要内容、我国南极考察的步骤和时间以及南极考察的组织领导问题。华国锋、邓小平、方毅等人圈阅了请示报告，指示积极准备。

当时，我国科技界对南极知之甚少，已有的南极知识主要来源于国外资料，因此，南极事业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有鉴于此，我国制定了“借船出海”的策略：在我国经济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放弃自己买船或造船并组织去南极考察的方式，避免从零做起，决定先同外国开展科技合作，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快速提高我国的南极科研水平。此时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中国“借船出海”策略的实施。源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大大缓和，在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关系进一步提升，美国对中国无论是在贸易、军事装备进口的管制方面，还是在国际社会的准入方面不再重重设障。中国在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中日两国产生了暂时的局部的共同利益。此外，改革开放的中国全面拓展外交空间，同拉美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科技交流增强，与阿根廷、智利、日本等国签订了多项科技合作协定，中国走向南极的时机已经成熟。1979年1月15日至2月3日新华社驻智利记者金仁伯访问了智利在南极半岛上建立的三个考察站，以及苏联的别林斯高晋站和阿根廷的奥卡达斯站，拉开了中外科技合作的序幕。我国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阿根廷和智利进行了广泛的合作，指导方针是“请进来”、“走出去”，积极参加国际协作，这些措施短期内把我国的南极科研能力从零起点提高到了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