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以陆守为主的海防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观念的产物，也受到了普鲁士人布哈里所著的《防海新论》的影响，该书为他所信奉的海军战略经典著作。该书指出：“两国交兵，往堵敌国海口，封锁敌国海岸，不容敌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

李鸿章认为《防海新论》“所论极为精切”。他说：“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李鸿章认为，自守口岸有两种办法：“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 因此，李鸿章整顿海防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以“守口”和“陆守”为支撑的守势战略地位。

“以陆制海，重点设防”的实质是放弃制海权的“口岸防守”。“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臣历年布置防务，率本此意，以为设施。”

1879—1884年，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由以陆守为主转为以水为主，重视外海作战能力和机动战术，这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最终形成的阶段。

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虽仍然主张以陆为主，但对组建海军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他赞同丁日昌的三洋水师说，并主张三洋水师备有铁甲大船二号，“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

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清廷感到局势紧迫，命令南北洋大臣购买铁甲船组建海军。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称：“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备，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李鸿章在《定造铁甲船折》中还指出：“盖有数甲而各船运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言海战也。”“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凌侮，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前李风苞来函，谓：‘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恃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已。’洋监督亦谓：‘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往来驶扰，无可弛援，必致误事。”

由此可见，李鸿章已经把中国有无铁甲船看成是能否自强御侮的根本。“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