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同治九年至光绪五年（1870—1879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陆为主，重点设防。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七年（1879—1881年）是第二阶段，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从以陆为主，重点设防，发展到以水为主，水陆相依，这是其海防战略思想最终形成的阶段，其特点是主张向西方购买铁甲舰，组建海军。

尽管学术界对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从其思想变化的本质来看，从早期的守土防御到后来的外海威慑构成了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变化的主线。在这里，笔者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和分析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内容。

“御侮求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目标

“中兴”、“求富”、“自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筹划海军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一开始便深深打上了“御侮求强”的烙印。李鸿章筹办海防和创建海军的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十分严峻。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伊始便上言清廷：“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他早在筹建海防的初期就说：“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1871年5月，李鸿章趁日本派兵侵略台湾震惊朝野之机再次进谏倡导变更祖宗之成法。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再次进犯台湾，他又多方告诫说:“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

对于自强的出路，李鸿章指出:“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他主张中国对外应“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在沿海紧要之处，“调兵集船，购利器，筑炮台”，否则“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认为，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国应该重点防御近在咫尺的日本侵赂者。“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李鸿章并不仅谈论创建海军的重要性，他还明确提出了必须组建数支能够“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的强大海军的发展目标。“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守者”，因此，“今欲整顿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

当然，李鸿章讲“御侮”是有局限性的。他认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一应之耳。”李鸿章在“御侮”问题上仍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

从“以陆制海”到“扬威布远”的海防方针

在海防的指导方针上，李鸿章的思想经历了从早期主张“以陆制海”到后来主张“扬威布远”的变化。

李鸿章虽然是近代海军的创办者，承认制造轮船、创办海军是自强之策，但仍然受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思想的束缚。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说：“外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