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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恃有天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玻尔的儿子尼多斯·汉斯日后回忆道。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1931年9月，束星北刚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不久，就启程回国。在剑桥时，爱丁顿教授评价他“喜欢争论，欣赏争吵”，对于束星北是一种包容，甚或是一种“纵容”，可日后他未必再能幸遇这样的人了。在以后回国的日子里，束星北有一次竟毫无顾忌地“面责”蒋介石——当时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物理。某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召见一些教官，不料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提起对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一事，指责这是屈辱的卖国行为，弄得蒋介石很难堪。蒋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事后有人告知，蒋回到官邸还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于是辞去了教职。后来他到浙江大学去应聘，有些人还拿他“面责”蒋介石一事加以阻挠，但校长竺可桢还是聘用了他。

1952年，浙江大学“院系调整”后，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谁知他第一次与山大校长华岗见面交谈，就针尖对麦芒地争论起来。华岗是党内理论家，有坚硬如铁的原则，而个性极强的束星北，也坚守自己一套信念。此后两人的论争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态势。有些教授试图从中调解，以缓解二者的猛烈碰撞，也终告无效。到后来束星北成了被批判的对象，1955年“肃反”时，又加给了一项“反革命”的帽子。吊诡的是，这年8月13日学校召开斗争束星北大会，仅仅过了12天，华岗自己就遭逮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不久，在揭发声讨华岗的大会上，检举揭发的人大都是他身边的人，他们都是受过华岗关照恩惠的人。当事者回忆说：“当时，华岗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偶尔以淡漠的眼神看一下发言者。”

束星北没有幸灾乐祸。当他得知华岗以前并未因他公开顶撞而择私报复，相反还曾着意保护他时，他便为自己错怪过华岗而自责。他通过华岗夫人将自己的歉意转达给狱中的华岗；随后，他又数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为华岗鸣冤叫屈……束星北当年的一位同事在回忆这一切时，感慨地说：“（有人）称赞他是硬骨头，是绅士，是君子。这种时候，提他，称赞他，是一种比照，是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窝里窝囊的气愤和憎恶。这个时候，大家重新再看束星北，觉得他是个英雄”。

束星北常会做出一些令常人难以想像的举动。

早在1974年的春节前夕，束星北曾借全家人团聚的时候说：我死后遗体不要火化，火化对人对社会都无益，一定要将我的遗体交给青岛医学院，以供科研和教学使用。我一生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也算为医学和教育事业做一点最后的贡献。他当时正身处逆境，身体素质很差，想到自己随时可能不久于人世说了这番话。

1979年7月，束星北曾对青岛医学院长期从事解剖学研究的沈福彭教授说：“据临床现察，长期注射肾上腺素，必然对血压和心脏带来不利影响，可是我多年来，因患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一直注射肾上腺素，血压心脏却一直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希望我死后你们将我的尸体解剖观察分析研究。“当时两个人即商定，他们去世后，都将把遗体献给青岛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把骨骼穿成标本，以供教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