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山东胶县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的骨骼和鱼鳞,人们可能至今都很难相信《竹书纪年》所说4000年前大禹第8世国王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是真实的。“狩”,帝王出猎。“大鱼”,当是鲸、鲨一类的大鱼,否则,用不着记载。身为国王,如果乘着容易翻个儿的独木舟去海上游乐,想必他也不会去冒这个生命危险。此行,又是“命九夷”,即有一批善于航海的夷人导引、护卫,乘坐的定是木板船无疑,尤其这是一次船队能去能回的定向航行,说明夏代的航海水平不算太低了。“九夷”惯常下海,有此航海能力,此处并不是帝芒一人的行为,只是此次规模较为庞大一些罢了。
大禹陵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城东南会稽山麓,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葬地。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若耶清流潺潺东去,使大禹陵更显凝重、壮观。
夏朝是我国首次建立国家的一个朝代。那时,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青铜器出现,生产力较以前大有发展。手工业、农产品的交换频繁,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出现,有了货币玄贝,手工业生产已有地区性的分工。“昆吾作陶”,且能冶铜。从禹“以铜为兵”、“铸九鼎”、昆吾受命铸鼎,“鼎成三足而方”等传说,再证之以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戈、戚、镤、刀、钻、锛、凿、锯、锥、爵、铃、鱼钩以及唐山的大城山出土的青铜锯等和铸铜作坊,说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对交通工具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记·夏本纪》说,当时已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量具,夏代完全具备了制造木板船的条件。石斧和火促使了独木舟的发明,同样,青铜工具也促进了木板船的出现。实物的发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及其所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原始社会出现的筏和独木舟性能较差。筏无干舷,且因其有间隙而漏水,易浸湿人和货物。独木舟虽有干舷但稳性不好,制造时又会受到原株树木的限制。于是人们将二者合并一处进行改造。在筏和独木舟的两舷分别加添原木或木板,再用异物填充板缝之间的空隙。这样一来,木筏就变成为方头方尾平底的木板船;独木舟的干舷加高后,容量增大,其原来的“独木”便逐渐演化成为以后尖底船的龙骨了。
1975年,江苏武进县出土了一艘演化中的西汉木船。残船有船底、一侧船舷,由木榫和木梢联结而成。从两舷看,显系独木舟,但船底是由三段木板搭接起来的,当为独木舟向木板船过渡的一种形态。1979年,上海川沙县也出土了一艘唐代残船,这是在独木舟两侧装上舷板而组成的木板船。
工作人员在展示经过处理的用马尾松做成的萧山独木舟木构件样品。这块样品已有8000多年历史,出土时像棉花一样软。用微生物技术经过四道工序,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这块含水量500%的木构件脱水到正常的15%,而没有任何收缩和开裂,经高倍显微镜显示,被破坏的木纤维已基本修复。
早期木板船的形制目前仍只能求诸于商代甲骨文中“舟”字的字形:方头方尾与方架肋骨结构有出角。这种形制,为中国船体体系的形式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方架结构不仅有分隔舱室和加固船体横向强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附在框架上,使短板接成长板,用短材可以造出长船来”。这就是说,“木板船可以通过变化尺度,提高稳性和快速性,为后世的船舶大型化和多样化开辟了无限的发展前景”。后世的发展表明,“中国船舶在船型、构造、属具和建造法式诸方面均自成体系”,具有特殊结构的优越性,在世界造船史上做出了贡献。木板船的出现,是水运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至于定向航行,只要在有水运条件的区域内,商品运输必定导致水运的定向航行,即有适航船舶、定向航线和寄舶港口,这是形成水运事业的三个要素。到了夏代,这三个要素都已形成。
关于夏代的航海活动,史书上还有大禹治水时“水行乘船”(《史记》),而不说用舟,船大舟小。乘船指导导水入海。其实,禹还在辅佐舜为臣平洪水时,就很重视商品交换活动了。他说:“暨稷播奏烝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则)乂”[11]。《史记》译此句意为“予众庶难得之食”。“懋”,贸易;“迁”,徙;“化居”,“交易其所居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去换什么?《史记》说“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即粮食。商品需要运输,而且不一定全是陆运。要是大量的水上粮运,则非较大的船即木板船莫办。禹在洪水时期就很注意贸易活动。后世所说“懋迁有无”这句话,即自禹时始。另外,历史记载,到了商殷,已有运载车马的大舶或舫。在此之前,即夏代时,当有一个演化过程,甲骨文中就有许多“方”(舫)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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