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讨论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在有限综合国力支撑下寻求海权力量发展的途径问题。首先，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会走历史上海洋霸权国家建设全球性海军力量的老路，这自然决定了海权力量建设的有限性；其次，为老一代领导人所确立的“精干”、“顶用”的海军发展方针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海权发展中应该寻求类似“两弹一星”模式以及海军发展中创造的以核潜艇建设为突破口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提升海权力量的同时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仍然是中国海权力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如何界定中国海权力量的规模、限度以及突破的路径是一个需要军事和科技专业人士进行妥善论证和设计的复杂问题。

必要的海权力量究竟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还是会激化矛盾甚至导致与周边国家乃至美国发生冲突的催化剂？

人们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海权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与周边国家以及形成与美国的冲突，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什么？必要的海权力量究竟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还是会激化矛盾甚至导致与周边国家乃至美国发生冲突的催化剂？

美中经济与安全考察委员会2006年8月3日在美国参议院举行关于中国的听证会，来自全美各研究机构的12名专家学者就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关系发表了见解。图为参加听证会作证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卡尔·杰克逊说，中国在东南亚的角色甚至比美国还活跃。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发展海权的最基本的需求来源于主权需求，换言之中国能否实现最基本的主权需求，构成了是否有能力、有潜力崛起的基本前提。有专家针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提”，因为“现代以来，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不可能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实现”；“台湾独立将诱发这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势力的连锁反应，从而使中国彻底丧失稳定追求发展的机会”；“将造成难于预期的内部严重混乱甚至内战，造成政治的对立和民众对政治家的失望”。但是，台湾问题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足以对台独势力构成威慑的海权力量及其战略选择都是必需的，这是解决祖国统一这一基本主权诉求的内在要求，必要的军事力量及其震慑作用恰恰是避免台海局势恶化的必要条件。正如有关学者指出，“作为沿海国家的中国，如果没有海权，那么它的可持续发展与崛起是难以想象的。而台湾对中国发展海权则具有永恒的战略性作用。”

中国发展海权力量会否导致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在实质上也就是会否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与日本和东南亚发生冲突。长期以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做出的理性的选择，但就目前而言这一原则尚没有得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有效配合，也没有找到具体的、适合的操作方案。“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划界矛盾的基本原则，但真正使这一原则得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如果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同时办事公道，入情入理，谨慎小心地处理与有关国家的海界争端，中国就能够既保障应有的海洋权益、对潜在的麻烦起到有效的威慑和抑制作用，又给世界展现一种友好和平、善于睦邻和促进共同发展的正面形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针对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而发展中国的海权，并不意味着与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外交战略追求的矛盾；相反，足够的海权力量恰恰是确保中国内政与外交保持稳定，避免内乱和地区冲突的基础和保障。如果中国无法确保领土完整这一最基本的主权需求，根本就谈不上崛起，也自然就没有和平崛起。对此，巴基斯坦海军上校阿萨德·汗曾经指出“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适当谋求海权力量在内的国防力量的发展，与和平崛起绝无矛盾，当然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自然需要驾驭局势的战略智慧与战略安排。

另一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发展海权是否会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一个关涉到如何认识中美关系大势的问题。从中美关系的大势来看，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并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未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台湾问题，而其现实的条件是台湾宣布独立迫使中国大陆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选择军事干涉进而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有限的海权力量并不会构成导致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海权力量的发展在于其主权诉求，在于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维护海洋权益增加谈判的砝码，在于形成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有一定存在的有限力量，而且取决于中国海权力量即使在现存的基础上取得一定的发展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对此，美国人曾清醒地指出“在21世纪头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海上势力的国家；然而，中国的政治地理学会影响它的利益并限制它的抱负；因此，即使中国力图扩大其海上势力，它也很难与美国的海军抗衡”。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中国海权力量的有限发展在主观上不会也不可能以美国海权作为挑战的对象，中国的海权发展战略也不可能是放弃陆缘安全及其战略安排而选择全球性海权战略，而仅仅是在谋求满足主权需求和一定海洋空间的有限的海权战略。因此，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