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俄国在亚洲的大肆扩张政策应当说明它把未来寄托在海上……”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开始向太平洋海域扩张。1679年，沙俄入侵堪察加半岛并陆续全部占领；1713年派人窥测千岛群岛；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沙俄的海上势力一度扩张到北美沿岸，并企图夺取夏威夷群岛，但遭到英美等国家的反对而被迫退出。吞并中国黑龙江地区、占领海参崴港，控制鞑靼海峡是俄罗斯远东扩张的夙愿，彼得一世曾指出：“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扬言要把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 鸦片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和蚕食活动。1847年俄从海上进入黑龙江口进行非法考察，并拟定占领计划；1853年尼古拉下令占领库页岛；1854年俄舰队强行航行黑龙江；1858年俄强迫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北岸地区据为己有，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俄国又强迫中国订立了《北京条约》，俄获得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大片土地；1873年俄在海参崴设置军港，取得了向太平洋扩张的重要基地；1891年，俄开始修建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十分明显，如有可能使这条铁路线笔直穿过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无须沿着俄国弯弯曲曲的边境线，俄国将要获得莫大的便利。朝鲜则以其不冻港吸引着俄国人的注意。”

经过数百年的扩张，俄苏尽管获得了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出海口，并建立了以海参崴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但由于受到日本、美国等海权国家的制约以及二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动，苏联在远东的海权势力基本上局限于太平洋的东北角。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和苏联的结盟，“无疑是世界历史中海权与陆权力量对比变化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世界上两个对国际事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一个位于心脏地带，一个位于边缘地带）结成了意识形态联盟，取代英国海权地位的美国被迫将防御线撤至太平洋地区的‘外月形地带’（即由岛屿构成的环形地带）。”在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张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权，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的无理要求，并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再次失策，边缘地带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与美国改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远东对抗最终以陆权的回归而趋于均衡状态。”

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后来其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

从俄罗斯帝国兴起到苏联解体的数百年历史表明，海权扩张构成了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已经“不满足于历史上形成的内陆国家的格局，迫切要求夺取出海口，控制海上通道，开拓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夺取出海口成为俄对外政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此，俄罗斯走上海权扩张道路，并确立了控制“六海”（波罗的海、亚速海、黑海、里海、地中海、日本海）“三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庞大的海权扩张计划。

从总体上看，俄苏海权势力的扩张对俄苏的兴衰产生双重影响，即一方面海权扩张推动了俄苏的崛起和强大，但另一方面由于面向“三洋”的贪婪扩张也使以陆权作为主要地缘政治特征的俄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俄苏海权扩张取得的成果来看，通过三个方向的海权扩张，除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目标没有实现外，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俄苏都通过其海权扩张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通道，从而使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得以改变，这也许是俄罗斯在近代以来的权势争夺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原因之一。但是，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后来其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第一，受内陆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过于贪婪的海权扩张野心的制约，俄苏背上了需要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沉重负担，并常常使其力不从心、难堪重负；第二，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得俄苏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并使其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第三，地处欧亚内陆的俄苏在海权扩张中，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这一态势从两个方面对俄苏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俄苏走向海洋的道路更加艰难，这一点在俄苏企图南下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略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伊朗和阿富汗这样的地区性国家都可以对其构成深刻挑战。其次，俄在陆海权力的双重扩张中，曾将许多民族和国家纳入自己的版图，使得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使整个帝国的种族构成随着扩张进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形成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另一个持久因素，即俄罗斯成为一个由不同的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这些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俄罗斯民族有着根本区别的种族地域集团大多处于帝国边疆，帝国边疆则处于与外部世界没有明确的种族和地理分界线的地缘政治状况，由此又产生了影响俄罗斯外交的持久因素，即帝国边疆沿着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缘处于一种可渗透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率先脱离苏联开始，苏联迅速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的浪潮中走向分崩离析，便与苏联面临的上述地缘政治矛盾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