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发台湾

在日军侵台期间，沈葆桢在了解到台湾番民为日军所利诱的情形后，就认识到了通过“开山抚番”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他上奏朝廷：“臣等方虑番民为其甘言财利所诱。……今日本肆虐，心实不甘。乞垂怜作主，保全数千生命。用兵之日，各愿先行等语。似此驱倭抚番，机势愈顺。”据沈葆桢所奏，朝廷发出上谕:“生番本隶中国版图，朝廷一视同仁。迭谕该大臣等设法抚绥，不得视同化外，任其惨罹荼毒。现据各社番目呈乞归化，即著该大臣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至为彼族所诱。”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日本侵台事件，“开山抚番”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工作是在日军撤离台湾以后进行的。

日军撤离台湾以后，沈葆桢上奏《请移驻巡抚折》，再次强调了“开山抚番”的重要性。他指出:“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臣等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未遑为经久之谋。”在实践中，沈葆桢把“开山”与“抚番”工作结合起来，认为“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沈葆桢制定了内容极为广泛的“开山抚番”计划，他说:“今欲开山，则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碉堡、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廓、曰设邮驿、曰置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不递办者？今欲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涂、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又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虽然此第言后山耳，其繁重已若此。”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周密的计划，如能全面实施必将极大地增强台湾的防务实力。

沈葆桢已经充分认识到，台湾防卫实力的增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为此，他采取了许多开发台湾的措施：首先，开拓山路。兵分南、北、中三路展开开山修路工作，一条是苏澳、花莲间的险阻山路，即今天“苏花公路”的前身；一条在台湾南部从赤山到卑南的一段山路，即今天“南迥公路”的前身；最为艰巨的一条道路是横断中央山脉、从竹山到花莲玉里的道路，即著名的“八通关古道”。这三条山路改变了台湾的交通状况，对于沟通台湾东西海岸的联系和巩固台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其次，解除山禁，设局招垦。1875年2月，清政府准予开禁，台湾正式全部开放，大量大陆居民尤其是福建沿海居民渡海前往台湾开垦。清政府又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机构，凡愿往台湾者免费乘船；到台湾后，政府给予口粮、耕牛、农具、种子等，三年之内免征赋税。这一政策的实行，对巩固海防、加快台湾中部、东部山区经济的开发、促进民族团结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次，发展工业和通讯事业。沈葆桢十分重视台湾工业的发展。早在他刚就任福建船政大臣时，为了解决马尾船厂的燃料供应，就注意到基隆的煤，并派技术人员赴台勘察基隆煤的储藏情况。1875年沈葆桢领导开办了基隆煤矿。他大胆引进西洋采煤机器，使基隆煤矿成为我国较早的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矿业，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近代化。沈葆桢提出的架设福州—厦门—台湾电报线路的建议被朝廷批准。台湾府城台南至海防重镇安平之间首先架设了电线，满足了军事需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以沈葆桢的规划为基础，在台湾成立邮政总局，建立了一套现代邮政体系，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地方邮政。最后，抚番理番，重在教化。沈葆桢在台期间设立“番塾”、教化番民，尚属起步阶段，但他毕竟开创了清政府对台湾土著民族进行教育的新纪元，有力地促进了汉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于台湾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营制，合理驻防

在1875年8月8日上奏的《请改台地营制折》中，沈葆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台湾军队的主张。他说：“上年府城挑练两营毫无起色”，“府城如此，外汛可知其积弊之深尤所罕见。汛弁则干预词讼勒索陋规，兵丁则巧避差操，雇名顶替。”“偶有睚眦之怒，立即聚众斗殴。”“种种积习已久，皆由远隔海外文员事权较轻，将弁不复顾忌，非加整顿不可。”对于如何整顿，沈葆桢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裁汛并练，酌改营制”；第二，台湾营伍“统归巡抚节制，以一事权”。

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以后，他仍然十分关注台湾的海防建设，并对台湾防务的购船、练兵、购机器、修建炮台、开设铁路、架设电线、开矿、招垦等事宜给予积极支持。同时，他还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对于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并开始觊觎钓鱼岛的阴谋活动，沈葆桢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与琉球中间岛屿甚多，“一并置戍，力必不及”，并主张对钓鱼岛等岛屿加强保护。沈葆桢的忧虑最终变成了现实——后来日本进行了一系列侵吞钓鱼岛的阴谋活动，并力图通过《马关条约》实现对钓鱼岛占领的合法化。沈葆桢在提出对钓鱼岛等岛屿加强保护的当年，便不幸离世，留下了无尽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