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中民

沈葆桢十分清楚日本的外强中干。1874年8月，他清醒地指出：“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虽勉强支撑，绝不能久也”。沈葆桢认识到，“要之，倭将非不知难思退，而其主思贫成虐，不惜以数千兵为孤注，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若落入日本的圈套，其“必得一步又进一步，此皆屡试屡验之覆辙”。

但是，在北京谈判开始后，清廷总理衙门却表现出急于求和的姿态。沈葆桢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洞察日本真实动机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驳斥。他指出：“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成”，如“急欲销兵”，则“转成滋曼”。沈葆桢坚定地指出：“臣等之汲汲于备战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无。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

在中日北京谈判的过程中，沈葆桢多次向各方表示，在对日谈判中要立场坚定，不要落入日本的骗局之中。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他建议“但愿总署坚与相持，彼必情见势屈”。在给福建督抚王凯泰的信函中又指出，如果能够与日本相持，日本“内变将生，暴师日久，非我患而彼之患耶，但得总署坚忍持之，必有成议，若冀将就了事，愈将就愈葛藤矣”。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沈葆桢表示，日本“自知支撑不住，总署能坚持成议，勿迁就之，其归我范围也决矣”。毫无疑问，清政府如果采纳沈葆桢的主张，谈判结局将对中国更加有利。但是清政府缺乏作战信心，倾向于尽快和平了结。经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清政府决定妥协退让，并于1874年10月30日与日本签订《北京专条》，不仅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属国，还付给日本恤银50万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874年12月20日，日军全部退出台湾，日本侵台事件遂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