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在去国防学院任教之前，得到了一年的休假，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进行了广泛地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讲稿。从1886年9月开始，马汉就开始在一群为数不多的海军军官面前，发表他一连串的讲演，这些讲稿后来经过增删与整理，与四年后出版，这便是世人皆知的《海权论》。

马汉在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强调，他使用“海权”（Sea Power）这个名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把这个名词放在书名里“才能促使读者注意，并易于流行”。对于当时大工业时代来临，强权政治正在扩张的历史环境来说，《海权论》的确拨动了世界最敏锐的神经。

在《海权论》中，马汉分析了国家兴衰的原因，并将其归结到了海上称霸这一必要环节上。照马汉的说法，想要称霸海上，有其必要条件，马汉将其归纳为六项，即地理位置、天然地形（包括天然物产与气候）、领土面积、人口数量、人民性格与政府的性质。

谈到地理位置，马汉认为这是强国第一条件，他是倾向于岛国至上的，他认为一个岛国地理位置“既不需要被迫在陆上自卫，又不需要经由陆上去扩张他的领土。”与那些大陆国家相比，岛国实在占尽了便宜。马汉认为最理想的是国土居中，并紧靠主要贸易通道，同时拥有良好港口与强大的海军基地。

对于地形结构，马汉说，“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其疆界的一部分；凡是一个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即指海洋），其人民便较容易向外发展，与外面的世界相交往。”比如英国与荷兰，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良，所以这两国的人民都比较乐于向海上找出路，向国外发展。这是造成海权国家的条件。至于法国和美国，则都由于国内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对于航海事业均不甚热心，这种情形，至少在马汉所评论的那个时代，是极为正确的。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天然条件，足以影响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成为一个海权国家，那便是国家疆域的大小。不过马汉所说的国土面积，并不是指通常所说的国土占多少万平方公里，而是指其海岸线的长度以及各港湾的特性。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数与海岸线长度的比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讨论了三项天然条件之后，马汉继续讨论了国民及其政府发展海权的关系。第四项重点在于人民的数目上，马汉指出：“不仅是笼统的人口总数，而是指其人口中在海上生活，或者至少有志于前赴海上工作的人数。这个数字无论是建立强大海军或商船队，都是必需的。”

马汉所说的第五个因素，是国民性格以及其对于发展海权的态度，即国民的海权意识。马汉在《海权论》中提出“古今几乎皆无例外。凡是乐于经商的民族，往往是使一个国家至少一度成为海上强权的特别因素。乐于对外贸易的倾向，便包括国内必须生产某些物资以便出口，这是发展海权国家最为重要的一种民族性。”因为要对外贸易，就一定要发展航海，建立海权，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

在谈到政府的性质与制度时，马汉认为“政府的形式与统治者的性格，对于发展海权具有极显著的影响。”马汉虽然是拥护民主政权的，但他也认为：“暴君当政，由于能速做决定且贯彻执行，有时反而较自由民主的迟缓程序更能实现大规模海上贸易和精良的海军。不过其困难在于一旦这位当政者去世，难免人亡政息，一切成就相谐俱去。”马汉将政府的影响归结为两类，一在平时，一在战时。“在平时，一国政府可以按照其政策，辅助民间工业的成长，并鼓励其向海外冒险谋利，如果国内并无这样的企业，政府就应当首先倡导，创办那些工业，振兴对海外的贸易；另一方面，政府可能由于错误的措施而影响或阻碍了人民自行创业追求进步的发展。”换言之。政府的引导与管制，都要做到恰到好处。马汉认为，在战时，海权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在建造、装配、并适当地维护“一支武装的海军，其规模与航海和航运等利益相称。”同样重要的是“保持适当的海军基地遍布在全世界相距遥远的地方，如此则为商船队提供武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