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式学堂教育与封建科举正途相结合。基于当时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状况，他主张应对科举制度稍加变通，“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1885年，李鸿章针对水师学堂生源数量不多、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海军发展的情况再次上奏，建议为海军学生“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毕业者与科举正途并重”。李鸿章不仅阐明了加强海军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触及到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李鸿章围绕海防建设的目的、方针以及海军建设的具体方案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对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的深化和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历史局限性也是难以否认的。

首先，受时代的影响，尽管李鸿章主张在器物层面积极学习西方，但又无法逃脱封建士大夫道统思想的束缚，其海防思想存在着矛盾性。有学者评价说：“他一只手操起先进的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化性质的‘矛’，另一只手却同时举着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盾’。”李鸿章一方面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师夷”的目的和实现手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李鸿章海军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防御，始终没有摆脱“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的束缚，争夺制海权的思想也始终未被突出。李鸿章在筹建海防过程中，也曾提出“决胜海上”，“非有铁甲船数只……不足以控制重洋”，“以战为守”等积极防御的主张。但综观其各方面的言论和战争实践，其主流仍然是消极被动的“口岸防守”，把海军视为用来保卫海岸港口、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畿”和“建威销萌”的威慑力量，强调“我若早一日备预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暴露得更加充分。他不让北洋舰队主动寻敌作战，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他主张：“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李鸿章消极的“保船制敌”方针，影响了海上战役的指挥，构成导致北洋海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在检阅后曾吹嘘说：“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两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事实上，李鸿章本人对北洋海军存在的差距也是一清二楚，他曾经指出：“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粗具，而就现有船舰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若论扩充，密察目前情况，恐非十年内所能办到。”北洋海军的外强中干恰如胡绳先生的评价：“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其极盛时期，虽然好像是个很有力量的庞然大物，但这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极其脆弱的畸形的怪物。”

再次，李鸿章的海军建设思想在具体方略上与近代海军发展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代海军和古海军的区别在于：首先，近代海军具备先进的机械化装备武器；其次，具备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第三，有统一的组织指挥；第四，积极进取的战略。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李鸿章在创建晚清近代海军上，重视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建成了具有近代装备武器的北洋海军及其岸勤保障设施。他对第三方面似有所认识，但没有解决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和多年流传下来的海军畛域割据，始终不能将舰队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组织指挥中。李鸿章忽视了第四个方面的建设，缺乏积极进取的战略思想，而这个方面又恰恰是建设近代海军最重要的一环，是海军和海防建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