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了晚清的制器，但始终不主张清廷自己制造轮船，虽偶有提及，但主要都出于整个洋务运动和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并受其妥协求和思想的影响。有的学者则认为李鸿章坚持以船炮装备为先导，采取了购买与自造“相辅并行”的制器计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把这两方面的评价结合起来或许更为客观，如果说李鸿章完全不想自造铁甲船恐怕不够客观，但李鸿章在此问题上确实又存在着保守和信心不足的局限性。

李鸿章还十分重视海军基地的建设，认为基地是舰队进退战守的依托，建设包括炮台、船坞、学堂、军用物资屯储地在内的海军基地是“至要至急之举”。他参照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的条件，根据北洋的地理和拱卫京畿的战略目的，确定了先近后远的设防原则，先后在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地，构筑海防工程，形成堪称远东一流的防御体系，增强了北洋实力。李鸿章的海军基地建设思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海防基地设置必须便于保障海军总体战略任务的实现。“拱卫京畿”是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的战略目标。基于这种考虑，李鸿章尽管对“地势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的胶州湾赞不绝口，但还是坚持“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李鸿章还曾经亲自乘舰考察并上书说:“鸿章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尤宜先从旅顺下手”。从北洋海军战略任务与基地建设关系来讲，选择旅顺、威海、大沽是没有错误的，也完全能够保障北洋海军完成“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以拱卫京畿”的战略任务。但是，这也反映出李鸿章海防思想的保守性，是清政府海防建设经费匮乏、难以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所致。

第二，海防基地设置必须符合近代海军进退自如的基地设置要求。建坞修港不仅要考虑海军的战略任务，而且要看地理条件是否允许。李鸿章视察地理条件的标准有六条:“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幛，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

第三，海防基地设置必须要符合“水陆相依”的战术要求。“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李鸿章在构建旅顺、威海和津沽三角防御体系时，虽主张以陆防为主，但同时亦赞同置舰设防。因为在他看来，海防固守之法不外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他继而又说：“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杀。”

在海军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李鸿章认为，建立海军、炮舰、基地等固然重要，但“有器尤须有人”，“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如果缺乏必要的人才，“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在海军人才培养的方案上，李鸿章的设想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沿海征调水手与设办军事学堂相结合。筹建海军需要大量的舵手、炮手、水手，李鸿章认为水师“以练船为基址，尤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兵舰可以“随时购造，将材非仓猝而得”，“非十年不能成就”。为此，他一方面招募“北省丁壮素谙风涛者”为水手，一方面“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在各海防省份“以学堂为储备将材之地，极宜加意培植”。李鸿章先后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和天津海军医学堂，培养出一大批近代海军专业技术人才。

第二，国内学堂培养与派遣外国留学相结合。为了解决“造就人才”这一“目前当务之急”，李鸿章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依据明确的标准聘请外籍教师，并力求合用，对“技艺未精”的洋匠，“分别辞退”，“另募熟手接办”；其次，挑选学堂中“资性聪颖、粗通文墨”且熟悉英、法文者出国留学，务求在铁甲船制造、驾驶等方面做到精通，“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