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上文明》一文值得珍视、引人深思的不仅是结论和观点，可能更重要的是“立场”和“方法”。顾准研究发现，一切由大陆式的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全部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马克思对此是知道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

以“实事求是”为标准，顾准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74年8月的顾准敢于说出“马克思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那样的话。在“四人帮”、极左势力横行肆虐的时代，即使在暗室里说不，也需要非凡的智识与勇气。借助考古记录和新近公认的历史研究成果，顾准发现并“原谅”了马克思的“错误”：马克思的古代史学受19世纪60、70年代的整体环境、客观条件和实际水平所限；当时“考古学”时代尚未来临，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马克思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民族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的观点可能是不妥的。不应该“把历史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部族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前国家的部落联盟等同起来……”。

后期的顾准，学术研究从经济学转向史学，或许是因为他发现历史研究对于社会科学、人类实践所具有的根本价值和基础意义。《关于海上文明》一文和其他历史著作显示，顾准持守的史学立场是“追求真相、坚持真理”。基于这一立场，重视考古、尊重事实、遵循逻辑、讲求科学，成为顾准一个基本、朴素的史学方法。而这样的立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海洋历史、海洋文化仍然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