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考”的技巧、“讨论”的便利而言，顾准的“海上文明”提法更富空间感和运动性，因此也更加精准。“海上文明”既能与西方文明的鼻祖——希腊文明对接，又能贯通人类社会的迁移、交往历史。而且，和一般的“海洋文明”概念相比，“海上文明”更能指向人类的活动方式、行为特征。“海洋文明”一定程度上存在定义宽泛、边界模糊的问题。论者们为避免逻辑困扰，往往通过“先进”与“落后”的比较作进一步限定。比如，认为“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还认为“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这种附加价值评判、主观倾向显著的说法，容易破坏概念本身的稳定性和包容性，造成矛盾和混乱。

事实上，以“海上文明”为视角，有助于理解希腊文明的发生、传播机制及其独特性。在古代，可能只有地中海地区——基于恰当的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得以出现日常性的航海活动。大量的海上、涉海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事件也才能够持续发生。顾准在同年先前完成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里断言，“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他看到希腊地貌、海况的特殊性，发现该海域“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而东方的中国（大陆海岸国家）、日本（远陆海岛国家）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居民，受客观条件和技术水平所限，只能面对茫茫大海望洋兴叹；尽管这些国家同是“海洋国家”，这些地区也有“海洋文明”。徐福率800童男童女赴东瀛采药的故事听起来与传说、神话无异；唐僧鉴真东渡日本九死一生；蒙古大军海上袭日惨遭“神风”毁灭等史事也表明，古代东方世界里的国际航海活动艰险无比，实在难以盛行。

顾准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他发现，海上移民到另一个陌生海岸，不了解当地情况，首先必须就地筑城聚居，再图扩张。这种情况必须采取贵族政制，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希腊城邦就是如此起源。而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这种王国一般都采取专制主义政制，如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等。这一论述和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中的观点基本类似（该著作1948年问世，1998年引入中国大陆）。沃氏也是通过对“城邦制度”的观察，分析出了古希腊罗马人能在社群而非官僚的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文明的历史条件。更重要的是，顾准对于城邦起源、城邦政制的挖掘、梳理显示，“专制”、“民主”原初并非神秘、艰深之事，我们的祖先对于两者的反应和抉择自然而简单。

顾准还发现，“海上文明并不一定是商业文明，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并非商业文明。”他认为，“希腊诸海外殖民城邦一开始都以务农为主，到米利都发展成为商业城邦，以建立商站为目的而去‘繁殖女儿城邦’，已经是比较晚的事情了。”“以希腊而论，海外移民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当第二号或第十号的王子贵族，到海外去自立门户……他们更现成的目的是寻求‘新地’。”他还强调，罗马城邦虽是海上文明，但本身以务农为主。顾准的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我们“海上文明”等同于“商业文明”、“大陆（大河）文明”等同于“农耕文明”的既有成见。非此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我国商朝属于“大陆（大河）文明”，商业活动却一样发达的历史事实。而且，如果依从一些“文化至上主义”者的论调，谋求实现从“大陆（大河）文明”到“海上文明”的硬性转变，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浩繁的、遥遥无期的“基因”改造工程。因此，把“商业文明”、“农耕文明”简单归结为“海上文明”、“大陆文明”，有逻辑转换的痕迹，以至流露出政制上的“风水”意识，进而淡化了历史当事人的“意图”、“责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