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定义当中“文明民族的代表”这样的表述，这就意味着“野人”或“蛮族”（未进入阶级社会的原始人）到达无人居住的陆地或在某些海域进行的首次航行不能被称作地理大发现，而只能被看作是原始人群、原始部族的一种移居形式，习惯上被称为迁移或迁徙，例如到达新西兰的毛利人、抵达马达加斯加的马来人、迁移到美洲去的印第安人等等。这是因为“地理”的概念本身应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某类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而原始人则不能整合、抽象出这种概念，所以，地理发现并不包括各个不同的未开化的野蛮部族到达无人地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往来和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即便是在开化的文明民族彼此间的往来和联系，也不属于地理大发现的范畴，比如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绝大部分地区和驶过的大部分航线。

作为一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不比西方任何一名航海家逊色；但从地理大发现和探险的角度看，郑和站在了这个范畴之外。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是在西太平洋边缘海和北印度洋上诸岛及沿岸国家。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便是人类航海文明的发源地和繁荣区。几千年来，南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和埃及人就已经在印度洋上穿梭往来；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及边缘海岛各国，也早就有着频繁的海上交通；战争、贸易、传教、迁移等等使这些地区的人们通过海上活动联系起来。到郑和下西洋前，有关西太平洋边缘海和北印度洋水域的主要航路和绝大部分水域早已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熟悉。各国史书和考古资料都证明，西太平洋边缘海和北印度洋地区的文明民族早已了解并在利用这一带的水域和主要航线。所以，到15世纪，从中国东南海岸到西印度洋和东（北）非的航行是不足为奇的。郑和航海的水域和途经的地区大致可分为中国地区（从南京到南沙群岛）、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地区和东北非地区五大部分，这里需要论证的是东北非地区。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塞俄比亚是个被伊斯兰势力包围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隔开的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国家。葡萄牙人探航非洲时要寻找的基督教的长老约翰王国，实际上就是埃塞俄比亚。在整个东非，11世纪以来，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移民便自北向南，占据了沿海港口城市，建立了许多城邦。在莫桑比克南部萨韦河以北的非洲东海岸，在郑和航海前早已为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所占居和统治，早已是文明地区，最南只到了肯尼亚蒙巴萨的郑和船队已没有什么地区可发现了。即使郑和船队再向南行驶一段，进入坦桑尼亚北部，情况也是如此。所以，郑和并没有发现什么文明人类前所未知、未达的陆地、海域、岛屿、海岸线、海峡等；而且，萨韦河以北的整个非洲东海岸，都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在航行。他们与印度人、马来人等一起，使东非和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保持着比较经常的联系。这些情况也被达·伽马首航印度时的见闻所左证。可见，郑和船队也没有开辟什么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新航路，没有确立什么已知地区的新的空间联系。

当然，在郑和以前，似乎还没有什么船队直接往返于东非肯尼亚和中国之间。以往的海上联系和交通基本上是接力式的，链条式的。郑和的航行在这一范围内开辟了更多一些相距较近的新航线，多一些登陆点；同时把中国与东（北）非之间以前有些间接的、辗转传递式的、偶尔一些的联系变得直接、连贯和频繁了。与过去相比，郑和航海所到范围广、地点多，对海洋勘察、岛屿测绘和航路的探察更为详细，下西洋也首次一气贯通了从中国到东北非的航行，并双向往返于中国和东北非。所以郑和远航对发展和巩固这条航路及中国与东北非的联系是有巨大贡献的。

如前文所述，文明民族的代表最早了解了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属于地理发现。例如，亚美利哥远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个文明民族的代表，但他却首先了解了美洲，最早指出所谓的“西印度”不是亚洲的东部、西方的印度，而是横亘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块新大陆。所以亚美利哥的工作属于地理大发现。又如，17世纪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初步发现了新西兰，并为其命名，而在18世纪时，英国航海家库克弄清了新西兰是远离大陆的两个岛屿，即北岛和南岛，中间隔着一条海峡（后被命为库克海峡）。库克不仅穿越海峡、登上海岸，还把新西兰正确地画在了地图上。所以，人们认为是库克完成了对新西兰的发现。而后人对新西兰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便不再属于发现新西兰的范畴，只是发现了新西兰的某条大河，某个湖泊、某座大山、某个附属岛屿而已。

另外，不管是开辟新航路，还是发现新陆地及水域，乃至率先了解和认识某个地区，到达后能否返回对地理大发现来说都十分重要，否则即使是单程成功也意义有限。很明显，不能返回便无法带回新发现所获得的知识，而缺乏这种重要的信息反馈，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出发地和新发现地的交通联系，也就无法使两地居民相互影响受益。因而这种单程成功的历史活动便默默无闻，也就远谈不上完成某项地理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