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航线

就当时蒙古统治下的元代社会情形来看，元代创行海运，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与当时经济重心地区的分布与元代定都大都有关。自唐宋以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越北方黄河流域，再加之元朝定都大都，位于黄河流域之北，经济发达区却在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流及东南沿海一带，专从农业方面来说，元朝岁入粮数总计12，114，708石，仅江浙地区就占4，494，783石，几乎占了全国农粮数目的1/3，不可谓不重。因此，为了保证因远离南方等主要产粮区域所造成的大都及其京畿附近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需要从南方富庶地区调运粮食至大都。元朝统一全国后，最初这条运输线主要是运河漕运。但就当时的漕运地理条件来看，“时方挽漕东南，供京师。运河溢浅，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辄为堰潴水，又绝江淮，溯泗水、吕梁、彭城古称险处，会通河为凿，东阿、荏平道中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糜费重。” “后又改为运河、海路联运，也卒无成效。”基于种种社会现实，元代海运的创行成了当时最可能的必须选择。忽必烈最初选择的依靠即是朱清和张瑄：“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试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响之，初年不过百万石，后乃至三百万。”

在朱、张二人啸聚海上的时候，每当官府追捕急切，就“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径，且不逢浅角，识之。”这是朱张二人亡命海上的逃亡路线，他们经过海中航线贯通南北，这一航线，恰是日后二人行走海运、为元朝运粮的基本路线，曾得到宋末元初金履祥的间接证明，在《新元史》的儒林列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宋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取。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不救。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县及海中岛屿，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廷臣不能用。伯颜师入临安，得其书及图，乃命以宋库藏及图籍仪器由海道运燕京。其后，朱清、张瑄献海漕之策，所由海道，视履祥图书咫尺无异。”

这段记载的主观目的旨在说明金履祥对地理方舆和航海知识的精微掌握，但却客观印证了朱张二人海上航运路线的正确与可行性。金履祥名列儒林，毕竟是个文人，然而朱张二人不同，他们常年行走海上，对海域、季风等气候条件知之甚详，乃是长期从事海航生活和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早期的海盗生活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二人能保证粮食顺利运抵京城提供了先决条件，无怪乎有史家称其为“元朝海运的创行者”，是当之无愧的。

首次海运，朱清和张瑄所运的并非是粮食。据《新元史》的食货志记载：“伯颜入临安，而淮东之地犹为宋守，乃命张瑄等自崇明州募船载亡宋库藏图借由海道至直沽。”事载至元十三年（1276）。因此，朱张首次是以运载宋王室所藏图书为由进行航运的。直到6年后（1282），“伯颜见河运劳费不资，而无成效，追思搬运亡宋库藏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奉命江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艘，委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等，载官粮四万六千余石，创行海运。”自此，元政府正式接纳了由海道运粮抵京的建议，这一重要任务便由朱清和张瑄负责。至元二十年，朱、张二人负责的首次海运成功，元王朝开始谋划设立海运的管理机构，起初设立两所万户府，朱清、张瑄分别任中万户和千户，后随着海运地位提高，又有不同改变。按照规定年运量以十分为率，张瑄六分，朱清四分。张瑄所属三十二名千户，按地区划为八翼（后并为四翼）；朱清所属二十七名千户，划为七翼（后并为两翼），而“翼”的驻地全部分布于苏南沿海地区，最是江南富庶繁华地段。负责海运事宜让朱、张二人的权势越发显赫，富贵逼人：“清、瑄并移驻太仓，太仓为昆山惠安乡之属地，地不满百家，清、瑄营建第宅，开海道通于直沽，粮艘商船云集于市。清、瑄两家子弟，佩金银符者百余人。番夷珍货，文犀翠羽，充斥于府库之内，富贵赫弈，为东南之冠。”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更有这样的评价，1282年第一次沿中国东海岸的海路成功运粮抵达北方。在其后的4年间，朱清、张瑄垄断粮食的海运权，被称为“中国南方两位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