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海商在海上有时为商人，有时是海盗。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无怪乎浙江巡抚朱纨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明代嘉靖年间，我国私人海上贸易虽然被明王朝或用暴力镇压、军事围剿，或用物利引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各个击破，但其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促进了明清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直接的作用是迫使明王朝在隆庆初年（1567年）放松了海禁政策。

明代海商的缩影——亦侠亦盗亦商话汪直

汪直，徽州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汪直姓汪还是姓王，一直有争论。《明史》作汪直；《辞海》作王直，并注《明史》作汪直是错误的。汪直对自己姓汪还是姓王没有做正面回答。嘉靖三十六年，他在上疏中写道：“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

汪直是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高，家境较为富庶的讲义气、有侠气、智谋善断的人物。汪直年轻时与邑人徐惟学等人做过盐商，因惧于“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因而转向海上贸易”。

嘉靖十九年，汪直与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结伙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今泰国）、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在日本的平户建立贸易基地。汪直早先出海得到邑人许栋的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许氏海商集团任“管库”。因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经商经验，受到许栋的器重，被提拔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氏海商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嘉靖二十七年，许栋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其残部组成一个新的海商集团，汪直为舶主，以舟山烈港为贸易基地。烈港位于舟山定海县西北50里，距舟山城55里。嘉靖三十年，汪直打败并吞并陈思盼海商集团后，就完全取得了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汪直海商集团成为东南沿海、乃至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汪直在击溃陈思盼海商集团的当年，还应宁波府通判的请求，降服盗贼陈四一伙。次年，又应定海卫把总指挥的请求，打败围攻舟山城的“倭寇”。然后在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自称“净海王”，并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望做一个合法的商人。但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东去日本，在日本萨摩州的淞浦津建立贸易集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又到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又遭俞大猷偷袭，之后只得又去了日本。从此汪直以日本平户与萨摩一带岛屿为主要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东归柘林，“连络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八月，攻下嘉定县，接着在师家滨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利用汪直不想对抗朝廷，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嘉靖三十四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做为人质，然后派特使蒋洲、陈可愿到日本说降汪直。汪直的条件“惟愿进贡互市而已”。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汪直回到舟山岑港。他仍认为擒盗贼有功于朝廷，又无死罪，再次向朝廷上疏要求通商，通过胡宗宪转交，汪直自己在岑港候讯。嘉靖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捕入按察司监狱。在狱中，汪直的生活受到了充分的优待，“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汪直部属声言要为汪直报仇。毛烈率众踞岑港，“绝塞诸道，止通一径，险隘难行”。岑港位于舟山城东45里，是舟山的出入门户，“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后来胡宗宪改变策略，围而不战，既绝岑港后援，又绝岑港供给，最终使毛烈诸众“毁巢掠舟，移辎而遁”，汪直海商集团势力大衰。

由于朝廷中严禁与开禁两派的斗争，汪直在狱中待了近两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肖城官港口”。汪直被抬到杭州官港口法场。刑前，他要求与儿子见面。汪直把束发的金簪交给儿子，父子相拥而泣，不胜怨恨。汪直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他死后，其妻“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