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自入关南下作战，因遭遇明水军的抵抗开始重视水军建设，并在顺治初年在江苏和浙江建立水军。到顺治八年（1651年），沿海沿江的八旗、绿营都先后建立了水师营，水师成为清军的正式编制。“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军水师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对付南明抗清势力，其作战目标首先是重内河湖泊之防，后因对付郑成功海上抗清活动，才由河防扩至海防，故其海防思想的发展是非常不成熟的。”其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清朝海防的对象是从海上抗清的郑氏家族，而非来自西方的外部海上强敌，即防内重于防外。其次，清王朝的海防策略具有鲜明的重陆轻海的“守土防御”色彩。清朝水军建立伊始，其方针就是“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根本没有经略海洋、决胜海上的战略思想。

18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海权并以此扩张殖民地之际，清朝的水师却日趋衰弱，其原因在于清朝本兴起于黑山白水之间，以骑射得天下。建国之后，水师之所以一度发展，主要是为对付台湾的郑氏政权。当台湾复归统一之后，水师自然不为其重视。此外，清初经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缺乏向海外发展的经济动因。加之清王朝从18世纪中叶后开始衰落，政治日趋腐败，已丧失了初期的活力，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海军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而西欧各国海军却迅速发展，驰骋海洋，进而于19世纪率先进入近代海军发展阶段，并对中国的海洋和海防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海疆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正当西欧各国国力蒸蒸日上，大力加强海军建设，纷纷更新海军装备时，清帝国却日趋没落，尤其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政治腐败，经济技术发展停滞，军事力量更加虚弱。

鸦片战争前，中国工业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清朝经济实力的下降，是其海军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水域服役的清朝水师老式战船

清朝水师的衰弱腐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水师的编制上，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水师仍隶属于八旗、绿营的兵种，尚末达到独立军种的地位，但总兵额尚不足一万，人少力弱，对于海防的作用不大。

承担海防主要任务的是绿营水师，各地绿营水师统归总督、巡抚节制统领，但直接指挥水师的是提督、总兵及其属下各级将领。

从全国范围看，清水师与绿营一样，分省管辖，尚无集中统一指挥的舰队，沿海各地虽处处有战船和汛兵，但驻防分散，兵力难以集中。嘉庆以后，水师逐渐衰败，甚至统治集团中也有人惊叹：“水师之敝坏，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清朝水师战船虽种类繁杂，但基本上都由商船改造，趋向小型轻捷。战船船体皆为木质，以松、杉木为主要材料，无白铁皮或铜皮包裹，朽坏极快；又因造船效率很低，战船难以更新。鸦片战争时期，清水师战船主力仍多为以棹桨为动力的无帆桨船或单桅战船，间有少数双桅或三桅战船。

中英海军的装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正如黄爵滋在奏折中指出的：“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器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

清军水师的衰败和腐朽还表现在八旗军入关后日趋腐败，绿营兵暮气日深，官兵素质低下，战斗力不断下降。

娼妓、裹足、一夫多妻的传统陋习，和官员的贪婪、蛮横、欺诈的官场现形记，和皇帝、官员、兵勇、仆从的傲慢、自负、无知、无赖等众生相，是此时清朝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时，英侵华海军兵力包括：战舰16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0余艘，舰队官兵共3000余人，以及陆军4000人。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国侵华海军力量陆续有所增强。1842年2月，英战舰达到25艘。

当时清军水师外海战船共约930艘，总兵力共约22万余人，加上可增援的外省兵力，合计约25万余人。与英侵华兵力相比，清水师兵力虽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装备落后，纪律涣散，布防分散，战斗力薄弱。

中英双方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技术对比上的悬殊差距。鸦片战争爆发时，当英国人把蒸汽舰和三桅夹板船驶近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的旧式师船为之黯然失色。对此，左宗棠说，中国海船“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以致“藩篱竞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很显然，面对英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逼，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消极海防政策已经无济于事。鸦片战争的战区全部在沿海、沿江地区，所以，两国海军的较量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教训不仅在于中国尚无一支足以和英舰队相匹敌的舰队，还在于武器装备有明显差距，加上火炮配置不合理，使得本来就落后的武器装备更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而抗登陆战术落后和缺乏统一的正确指挥、有效的配合协同和强有力的预备队的适时投入，使得一旦被敌抢滩登陆，突破前沿，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但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清王朝在生产方式上已经落后于已经实现工业革命的西方，缺乏发展海权的内在经济动力和经济技术支撑，进而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守土防御的内向海防观和不堪一击的孱弱的海防。

马克思的如下论述，时至今日仍是对清王朝命运最为经典的评判：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建立起联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的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的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