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民

落后的海防、海防观与鸦片战争的败绩

中国海权力量的孱弱与海权观念的落后与中国特有的地缘政治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海上威胁的出现开始于明朝，“对其统治安全的威胁既有来自陆上方向的北方蒙元残余势力，也有来自海上方向的沿海倭寇与反明力量相纠集的势力。” 从此，中国封建王朝开始同时面对来自陆路和海上的双重威胁。

对于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的思路仍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朝贡体制”，采取安抚手段以稳定海疆安全，宣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

明立国之初便以正统自居，以肃清蒙元统治的影响，在诏谕日本、高丽、爪哇等国的同时，朱元璋宣称：“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 对于倭寇问题，明太祖也曾力图通过“朝贡体制”的外交手段加以解决，但日本并未遣使朝贡，相反，“蕞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纵民为盗，贼害邻邦”。

此后，明王朝虽多次颁布诏书，都没有使日本臣服，倭寇劫掠的范围不断扩大，给明王朝的海上安全造成严峻威胁。为防范倭寇，明王朝形成了以防守为特征的海防战略，主要是防范倭寇对沿海地区的骚扰。但是，由于沿袭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边防为国家防守重心的理念，海防的战略地位仍然无法与边防相比。

至明成祖时期，仍然继续沿用“朝贡体制”处理海外关系，包括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也是这一政策的体现，其目的仍然在于谋求政权的稳定，而非发展对外贸易的经济行为，其政治目的远远凌驾于经济目的之上。

由于倭患的存在，海防思想在明代得以萌生和发展，尤其是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将领，都提出了建城筑寨、募兵御倭，加强水军建设的海防思想，形成了“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思想。江苏昆山人郑若曾的《海防图说》、《筹海图编》、《江南经略》构成了当时海防思想的集中体现。

尽管如此，由于明王朝始终要面对北部蒙古、瓦喇等异族的陆地威胁，海防始终无法成为明王朝国防的重心和长期战略，且往往因倭寇势力的强弱而起伏不定，而海禁政策的推行使明王朝发展海防缺乏经济动力和经济支撑，因此，“‘防海’战略所拟建的海防体系，虽然在理论上有‘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等多层次防御体系的意义，但其突出的核心始终是‘防’与‘守’，其海防兵力的配置与运用只能是立足于沿海内敛型的守土防御。

海防在倭寇势弱后的废驰也恰如时人所言：“百年以来，海烽久息，人情怠玩，因而堕废。国初海岛便近去处，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后来将士惮于过海，水寨之名虽在，而皆自海岛移置海岸。”

1644年清王朝建立后，“虽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清承明制。为了尽快建立并稳定其统治秩序，清统治者的关注点仍然放在完善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观念意识自然也基本沿袭明代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

清朝固有的海洋观念和政策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述的“禁海”政策上，而且体现在其重陆轻海的防务政策与观念之中。清朝统治者长期奉行的是重视西北边防而轻视东南海防的观念与政策。

清王朝认为西北的防务重要性在于：“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相对于对西北边疆的重视，清王朝对东南海疆则采取保守防御的方针，在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上，清廷内部意见纷纷，甚至有弃台的主张，认为台湾“此一块荒壤，无用之地耳，去之可也”，因为“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