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中民

沈葆桢（1820—1879），福建闽侯人，字幼丹，又字翰宇。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早年追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曾任赣南总兵、江西巡抚。1867年，在左宗棠的推荐下，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船舰前往台湾，部署防务。1875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扩充南洋水师，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并派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

沈葆桢对中国近代海防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他对福建船政和台湾海防的经营——在主持福州船政局以及海军学堂期间，造轮船10多艘并培养了一批航海人才；在办理台湾海防期间，对近代台湾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开发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沈葆桢不仅参与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实践，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海防思想，在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甘为船政“死生以之”

福州船政局是在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的倡议下于1866年开始兴建的。1867年，在左宗棠的推荐下，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主持福州船政局的工作，直至1875年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办总理通商事务大臣，督办南洋海防。对于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期间的历史功绩，有学者评价说：“作为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创建中国近代海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真正进入近代化技术操作层面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人物。”他为船政事业的呕心沥血和矢志不渝也恰如他自己所撰写的两幅对联所言：

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

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企业之一，也是当时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清廷内部围绕福州船政建设的矛盾斗争十分复杂，持反对立场者大有人在。接任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吴棠认为：“船政未必成，虽成又有何益。”沈葆桢对此据理力争，他指出：“自强之道断自宸衷，为臣子者均宜激发天良，以舒宵旰。臣官非言责分属部民，然船政系臣专责,死生以之。”他还坚定地说：“毁誉听之人，祸福听之天，竭尽愚诚，冀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船政万不能半途中止……兴事之初，尤不能不鼓舞人心，赴功策政。”“大局攸关，安忍顾虑瞻徇，以负朝廷委任！”沈葆桢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吴棠于1867年被清政府调换，以免船政事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