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海科

达尔文的形象，通过大众宣传和各种媒体的传播，早已深入人心。如今已很难看到针对达尔文及其追随者们的讽刺作品。这些作品乐忠于将达尔文描绘成各种滑稽古怪的猴子造型。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来说，达尔文提出的进化理论很难让人接受，人们绝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更不情愿与猴子或类人猿产生哪怕一丝半毫的关系。对于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来说，达尔文无疑成为了一名“撒旦”的使者，因为他声称万物并非起源于上帝，而是来自单细胞生物不断地进化。进化理论的雏形虽然在达尔文时代之前就被许多“激进分子”反复提出过，就连达尔文的爷爷也曾是一名进化论者，但从来没有人像达尔文那样，深入细致且系统地研究物种间的内在关联，积极发掘收集证据。所以当达尔文首次在正式场合提出他的进化理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选择理论之后，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支持的呼声。一场关注人类起源，生命奥秘的世纪论战才由此拉开序幕。

查理斯·达尔文1809年出生在什鲁斯伯坦。他父亲是一位医生，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和思辨的进化论者。他母亲是陶器商乔赛亚·书奇伍德的女儿。查理斯才8岁，她就去世了。他在本地的公共学校读完中小学，后来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由于身患重疾，达尔文不得不放弃医学从爱丁堡大学转入剑桥大学，他希望能成为一名英国国教的神父。在剑桥大学就读期间，他成了植物学家亨靳洛教授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达尔文深深迷上了自然科学。在他的推荐下，达尔文在22岁时被选中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同英国的“贝格尔”号作环球航海科学考察。

在达尔文的自传里，他总结了这次航行对他后来一生的影响：“参加‘贝格尔’舰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需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尽管在航行之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了。另外，对于航行所到之处的地质状况进行考察对我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这种调查研究，我的分析推理能力得到了锻炼。起初在考察一个新的地区时，我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它们比任何其他情况都难以处理，以至于我深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的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在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的整个地质构造了。我随身带着赖尔的《地质原理》第一卷专心地研读。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给我带来莫大的帮助。我在考察第一个区域——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杰戈岛的过程中，赖尔的理论清楚地向我证明，他研究地质学的方法，比起我以前曾经读过的，或后来读到的任何其他地质学著作所阐述的方法，无疑要出色得多。我的另一项工作任务是收集各种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但由于不会绘画，也缺乏足够的解剖学知识，我在航海期间记录的一大堆原稿几乎毫无用处……航海期间，我每天花一部分时间写航海日记，煞费苦心地将我所见到的一切东西细致、生动地描绘下来。这是一种极好的训练……然而，以上各种各样的专门研究，与我在那时养成的勤奋工作和专注于我所从事的任何一件工作的良好习惯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所思考和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直接基于我所观察到的，或者可能观察到的事物之上。五年的航海生涯使我养成了这种习惯，我深信．正是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做出自己的—切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