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伽马的首次航行在商业航运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新开辟的航路是联系欧、亚、非三大洲以及大西洋、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最重要的航路，西方称之为海角航路(the cape route)。它不经过陆路转运，不穿过运河、天然河流和狭窄的海峡，不受人为因素、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和限制，极大的方便三大洲的往来、物资交易和文化交流。即使370年后苏伊士运河完工开始通航，但来往于东西方的巨轮仍要走这一条航路。考虑到已经开辟的从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和即将开辟的从美洲到亚洲的新航路，以及17世纪时对澳洲的发现，这条航路便与别的新航路衔接，共同把全世界有人居住的五大洲连在一起形成整体。

达·伽马的首航在殖民主义史上也举足轻重。葡萄牙向东方大举扩张，迅速成为16—17世纪的殖民大帝国和海上商业强国。从东非到日本的各文明国家都面临着新的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过，由于16—17世纪时西方文明尚未全面超过东方文明，加上葡萄牙又是个小国、人丁不旺(16世纪时约有150万人 )，所以它并不能征服东方各国甚至东非各邦，而只能占据一些商业殖民据点，控制重要的海上国际商路、攫取商业利润，并在一些地区进行殖民掠夺。 达·伽马的首航与哥伦布的首航、麦哲伦的环航、卡伯拉尔的远航一起，为增强西欧国家的实力打开了门径。达·伽马的首航还直接导致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的商业利益的削减。这对于遏制土耳其—穆斯林的扩张，保障西欧中欧不受土耳其蹂躏、侧击穆斯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贝伦塔附近的航海纪念碑。再现了葡萄牙航海史上各个时期辉煌的人物形象。

关于为什么曼努埃尔一世不任命经验丰富、众望所孚的迪亚士而任命名不见经传的达·伽马去完成直航印度的使命，历史上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主要出于葡萄牙国王的驭人术，以防臣下功高盖主；另一种解释是王室需要贵族在财政上、政治上支持耗费巨大的远航，故让贵族来领导远航；还有一种说法是国王一时的怪念头。不过，从葡萄牙国王派迪亚士监造远航的新型船只便可见这不是一时的怪想；另外达·伽马作为贵族较有军事政治外交才干，这一点对于即将进入有较高文明的东方世界至关重要。总之，选择达·伽马指挥远航不算失策，实践证明他不辱使命，完成了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