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频通

光绪二十一年（1895），许志湖迎来经商以来的最大考验：日本接管台湾。出于对日本接管后台湾局势的担忧，以及众多关于日军的可怕传闻，许志湖决定和儿子许经烟先返回原籍泉州，并将谦和号也迁入泉州，只留春盛号暂驻鹿港，等台湾局势明朗些再定去留。对许志湖来说，内渡泉州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为此他在商业上要蒙受相当大的损失，特别是谦和号一时还开不了张，等于贸易量较往日减少一半。但为今后长远考虑，他决定还是忍痛一时吧。此后，身处泉州的许志湖和留在鹿港的许志坤“尺素频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许志坤是许志湖的胞弟，两人关系亲密，一直以来都同居共食，同甘共苦，共同经营着这份日渐壮大的家族产业。本文开头的那份家书就是许志坤寄来的。

许志坤在信里可能询问了兄长一些放贷、讨租的事情。许志湖在回信中所关注的首要事情，也就是这些家族的生意：年终是该结算一年账款的时候了，签好的契约，白纸黑字，该还的还，该讨的讨，想换契的可以，想以契借银的也行，毕竟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但他也清楚总有些人是不愿按规矩办事的。对这样的人，他在信里告诉志坤，等他回去再想办法解决。至于自己回鹿港的时间，许志湖直到提笔回信时也没有确定下来，但他确信自己能够回去过春节。

日军占领鹿港之后，传闻有贼四处强劫，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许志湖也听到了这样的传闻，他十分担心住在街外的家人。他在信里叮嘱志坤，如果鹿港情况果真不妙，可搬入街内锦义栈内暂避一时。街内是郊商聚集的地方，相比街外的四方杂处，应该是个较安全的地方。

信的最后，许志湖告知志坤，金丰顺船带来代兑的白螺米已收到。此外，他还简单通告了泉州这边米市的行情。对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郊商而言，两岸的商业信息是决定其贸易成败的关键，因而通报商情几乎成了许家两岸各式往来文书，如货批、货单、代兑清单、家书等，必备的内容。

写完回信，许志湖感到了些许轻松。他取出兑货印章，在信的末尾盖上“谦和兑货支取不凭”的印记。这样的印记为兑货印，一般不保证金钱方面的收支往来，只起到证明商品交易缔结的作用。当然，在家书中，它亦可起到一种证明此乃亲笔书信的作用。

信放入信封糊好后，许志湖决定仍由金丰顺号带信回鹿港。许志湖内渡泉州后，鹿港春盛号在两岸的生意多半便交由泉州东益号代买代兑。前天许志坤的来信便是由金丰顺号捎来的，不过许志坤可能要多等些时日才能收到回信，因为金丰顺号要先到厦门代兑大米，大约十二月初才能回到鹿港。

情归鹿港

许志坤大约在1897年的一月中旬收到了许志湖的回信。他或许没想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能再次看到这封信；而今日的我们，透过这封信，才得以再次触摸到百年前闽台郊商真实的生活，体验他们人生瞬间的酸甜苦辣。

鹿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获准开港，与泉州蚶江对渡后，迅速发展壮大，直至蔚为大观，执两岸贸易往来之牛耳，成为郊商聚集的重镇。他们发展了自身的投资策略、经营模式、销售渠道；不断谋求扩大贸易规模和贸易地区，这都体现出闽台民间海上力量巨大的经济活力和潜力。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王朝的海洋政策总体呈现相当消极的态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实现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对渡后，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即整整一百年后，清王朝才开通了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对渡。虽然此后又开通若干两岸对渡港口，但开通港口的速度与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闽台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清王朝对海洋的漠视最终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牵滞和压制的作用。

这种情形迁延至清季，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标志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海权的开始。继香港割让英国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传来台湾割予日本的消息。台湾为数众多的郊商，像许志湖一样，惶恐于纷乱的局势和可怖的传言，大批内渡。这对闽台贸易整体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无力抵御日本的清王朝也根本无暇顾及郊商的安全或生计，任由他们自行选择，或留大陆，重新开始，或返回台湾，加入日本籍。

许志湖最终选择了后者。在给胞弟许志坤回信不久，随着台湾日本当局勒令选择国籍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他决定返台加入日本国籍。当时为数不少的内渡郊商做出了和许志湖相同的选择。这虽说是为了生计，但亡国奴的耻辱却注定要萦绕在他们心头，久久不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