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的结缘始于2001年。这一年，他随国土资源部访问德国，在基尔大学，他亲眼看见并触摸到了被称为“深海的神秘客人”——可燃冰。这之前，作为国内首开天然气水合物调查研究先河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虽然已于1999年首次迈出了对天然气水合物开展调查的步伐，但国人对可燃冰的认识大都还停留在文献资料上。当他“拿着人类寻找了好多年的可燃冰，感觉很奇妙。”多年后他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一刻，为国家找到可燃冰的梦想在他心中悄然萌发。

2002年，天然气水合物国家专项获得了批准，由黄永样来主持《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与评价》专项的勘查和研究。黄永样开始了寻找天然气水合物的艰难之旅。他率“海洋四号”船几度出海，继1999年广海局在西沙海槽区发现可燃冰存在的地球物理证据——似海底反射波BSR后，又相继在东沙海域发现了菌席、双壳类生物遗体、冷泉等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球古生物等方面的新的“显示度”，证实了我国南海北部陆坡区具有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前景，划出了天然气水合物分布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圈定出钻探目标区。工作年年都有新的进展，年年都有新的突破。然而，来自上级的要求已不仅仅只是找到可燃冰存在的证据了，上级要求必须拿到实物证据。

拿到实物证据，谈何容易。世界上只有美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国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起步晚，又无前例经验可借鉴，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黄永样意识到：不能再“闭门造车”，必须要借助于国际先进的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力量来进一步推动工作了。2003年春节，当黄永样得知被称为“天然气水合物之父”的德国基尔大学海洋地质研究所的休斯教授到中国度假的消息后，他敏感地意识到：与德国合作开展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已时机成熟了。

他盛情邀请休斯教授到广州，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合作的要求。休斯教授对中国已取得的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进展颇感兴趣，欣然同意。双方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分别向两国政府申报项目合作。11月，黄永样再次来到德国现场考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太阳号”天然气水合物科学考察船。从德国回到广州，风尘仆仆的黄永样甚至来不及洗澡和换衣服，就又匆匆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利用开会的机会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积极争取早日达成与德国合作开展天然气水合物研究。

积极努力下，2004年初，中德两国政府同意开展合作的批文正式下达了。6月4日，载有中德两国科学家的“太阳号”驰向东沙海区。黄永样却病倒了。其实早在出航之前，黄永样就知道自己有肾结石。当时他已感到隐隐作痛，但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他不愿放弃随“太阳号”出征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也没有理会。可是没想到，从第二航段开始，他的疼痛日益剧烈。上级领导决定送黄永样到海南三亚开刀治疗。可黄永样坚决拒绝了上级的好意。要知道，“太阳号”每天的费用高达27.6万元，送他去治疗，来回三天要耗费人民币近百万元，这叫他怎么能心安；更重要的是，保温保取样在即，如果这时“临阵退缩”，错过机会，将会让他抱憾终生。黄永样就这样一天天忍着阵阵袭来的疼痛。一天深夜2点，被剧烈疼痛折磨地实在受不了的黄永样，无奈地叫来了随船医生。解痛药吃下去了，剧烈的疼痛仍然没有减轻；再打止痛针，还是无济于事。医生没辙了，只好说，那就加强运动，看能不能让结石自行排出来吧。从第二天开始，黄永样遵照医嘱休息时间猛打乒乓球，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几天后结石真的排了出来。

可是，几天后黄永样还是不得不离开了“太阳号”。他作为国土资源部的代表，与中科院、教育部有关专家联合申报了国家“973”项目《天然气水合物分布规律及形成规律》，这是关系到可燃冰研究成败的一项基础研究项目，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必须去北京答辩。别无选择的黄永样遗憾地告别了“太阳号”。这一次科学考察，虽然受地质条件和取样工具所限，没能获得天然气水合物实物样品，但依据之前的调查成果，通过“太阳号”船先进的设备在重点区的考察，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与甲烷溢出有关的自生碳酸盐岩及重要的地球化学异常。

第二年，60岁的黄永样从总工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三年后，继任的年青总工杨胜雄在南海点燃了那绚丽的冰中之火。黄永样与凯旋归来的杨胜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感慨万千，又分外欣慰。他对自己年过花甲而错过了亲身钻获天然气水合物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却对国人终于实现了钻获天然气水合物的夙愿而感到分外地欣慰，毕竟，他的天然气水合物之梦实现了。

最近，黄永样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2009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而且，很快，还将随“大洋一号”科学考察船远赴太平洋进行大洋科学考察。他依然在为他的海洋人生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