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薛钊

1912年12月，孙中山在给时任海军部长黄钟瑛的挽联中写道：“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从而表达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海洋权丧失的由衷感叹。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这样的评价可以说家喻户晓；孙中山还是伟大的海洋思想家和历尽沧海的航海家，却鲜为人知。

孙中山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为“振兴中华”漂洋过海，奔走在世界各地。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7次到檀香山，4次到美国本土，4次到英、法，7次到越南，8次到新加坡，l0余次到日本。总共航海约20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5周。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走出国门、探索救国之路、实现三民主义理想、建立近代化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植根于海洋，升华于海洋，是海洋让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向国人阐述了世界海权的发展走向，尖锐地指出：“欧战告终，太平洋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盖太平洋之中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为了保卫和争取中国的制海权，孙中山从中国近代的教训和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形势出发，提出了“海军建设应列为国防之首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躯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和奋斗。

孙中山苦苦地思索，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仍得不到海权?为什么中国近代海军的强大仍换不来中国的兴旺发达?当孙中山把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分析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当我们的祖先还沉浸在黄河孕育的农业文明中时，西方国家早把目光投向了海洋，为占有海洋、利用海洋和争夺海洋权进行着激烈的、频繁的斗争，并由此带动了海军的逐步强大。尤其是19世纪以后，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权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海洋权和海军实际上成了国家战略问题。而此时的中国统治阶级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只是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映，是一种军事防御对策，说到底仍然是为闭关锁国的政策服务。孙中山认识到了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掌握了海权，尤其是掌握了制海权，国家方可强盛。

孙中山的海洋思想是以海兴国、以海强国为目的，可以说他是把海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孙中山把对海洋的认识上升到国家政治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指出“国家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从而把以海兴国的思想突出出来，把发展海洋权与制海权、发展海军与发展海洋实业同国家民族兴衰紧密相连，这与一般的海洋忧患意识和以“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等传统海洋农业思想有质的区别。

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21世纪，海洋问题将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要政治问题，任何沿海国家的兴衰都离不开对海洋权益的统一筹划。